专家认为，这再一次展示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魄力，意味着中国迈向更高的对外开放水平，是加快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表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说，自贸区从立项到实施，整个过程突出的是制度创新。各自贸区可以结合自己的产业特点和周边可以利用的资源，形成潜在的配置预期，吸引优质要素，形成集合优势。

　　政治局会议指出，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贯彻“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

　　“四大自贸区能加快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经验，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优化要素和资源配置，在全国形成辐射效应。”白明说。

　　通过相关部门充分评估，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深入推进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四个领域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验成果。其中，27项改革事项已先后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复制推广，包括境外投资备案管理制度、外商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制度、注册资本认缴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贸易监管、跨国公司外汇资金运营管理等事项。

　　不简单复制、走差异化道路，是自贸试验区扩围后能否承担好改革开放“国家试验”职能的关键。从三大自贸区“新军”的战略布局来看，区域化特征、目标指向性更加明显。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说，广东、天津、福建等三个自贸试验区，将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例如，广东自贸试验区注重的内容包括与港澳经济一体化、服务贸易一体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以及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福建自贸试验区注重与台湾的融合发展问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节点以及旅游等内容；天津自贸试验区注重京津冀协同发展、租赁、大型机械制造等问题。

　　开放促改革，将是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鲜明特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用市场机制、国际惯例来倒逼传统管理体制机制。“设立自贸试验区更像一种压力测试，相关改革举措放在这个框架下尝试，并以此倒逼简政放权、机关效能建设等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步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说。